我始终没能搞明白的是，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把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要奉为圭臬，这不，茅于轼又在水价上布道，要中国人接受供需定价论。
新京报发表了一篇《水价成本公开为什么会这么难》，茅于轼对此进行了评论，他说，“决定价格的最终是供需关系。供不应求就应该涨价，供过于求就应该跌价”。是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这样说的，并且比茅于轼还说得多，说供需定价的结果，是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就导致更多的人进入这个领域谋利，或者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就导致一些人离开这个领域去追求更高的利润，于是就完美地实现了供需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的是价格。
似乎很有道理，并且确实在很多领域也是确实有道理的。可惜的是，茅于轼在这里说的是水！
茅于轼举的例子是海水淡化，因为“水价上升，就会有各种增加水供应的办法出现”。这就有点搞笑了，哪怕海水淡化了，怎么送到千家万户还是个大问题，不知道要开挖多少街道，不知道要铺设多少水管，这可能么？水供应，其实是一种自然垄断，一条街的下面同时敷设好几条供水管道不太可能，那样不仅社会成本太高并且也没有竞争者敢随便进入，风险太大了。
茅于轼的按供应定价的办法因此不灵，不仅要助长垄断利润，还将造成严重的问题。比如，南方还好，中国北方缺水，如果按市场供需定价，那么，有钱人依然哗哗用水，甚至用得更多。付不起高昂水费的穷人怎么办？
由此看来，市场的供需定价的本质，在资源稀缺到无法增加资源数量的情况下，实质就是把资源专供富人的手段而已。比如钻石，稀缺吧，富人用得了。别墅，稀缺吧，富人用得了。这都不算什么，因为这些商品都不是生活或生存的必须品。水可不一样！
所以，水这种东西，既然我们太缺了，又关系到民生，那么对不起市场了，拜拜，我们还是按行政定价吧，定价标准不是那种穷人用不起富人有用得起的富人的经济学，而是按穷人的经济学进行的，要让穷人也用得上水。
可是生产水的企业也不能亏损啊，只能有两个办法，一是国家定价国家补贴，保证这种企业有正常生产所需的资金保证这种企业的员工有正常的收入，二是考虑成本，并且还要保证这种企业员工的正常收入，因为现在劳动力自由流动了，收入太低了人家会说声拜拜就无影无踪的。因此，新京报的关于水价成本公布的文章，就是有些道理的。
而茅于轼的供需定价论呢？我实在没办法，只能说是十分的荒唐无理了。茅于轼先生也别不好意思，西方经济学不加分析地引进中国，经常会发生这种尴尬事的。
水不按供需定价，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价格低到穷人也用得起水时，富人就搭了便车占了便宜了，因为一掷千金的他们本来肯大方地出高价买水的现在却用低价获得。不过这不要紧，因为，只消在税收上玩个累进什么的，这“损失”就回来了，而征收到的税收，还可以用到穷人身上。
以上所说，不知道茅于轼先生以为然否？
附茅于轼先生原文：
贵报刊登关于水价的听证会（指6月4日新京报发表的《水价成本公开为什么会这么难》），要求计算供水的成本，以成本来定价。按照经济学的原理，价格并非总是和成本一致。决定价格的最终是供需关系。供不应求就应该涨价，供过于求就应该跌价。如果价格等于成本，就永远没有亏损和利润。
最明显的是土地的价格。土地是没有成本的，但是它可能很贵，就是因为是供求定价。沙漠里的土地送人也可能没人要，它不值钱。现在水价之所以要提高，并不是因为成本高了，而是因为水是供不应求的。就算它没有成本，供不应求也该涨价。
一般而言，停车场的收费也应该以供需决定。有大量空地的停车场就不该收停车费。因为车位总是供过于求。最近北京增加停车费，不是因为车位不够，而是为了缓解道路拥挤。虽然车位并不拥挤，但是道路拥挤，由于道路收费困难，所以变通为提高停车费。
供求定价，会使成本靠近价格。由于水的供不应求，水价上升，就会有各种增加水供应的办法出现，比如海水淡化。其成本不能超过供求定价所决定的价格。现在海水淡化还不普遍，是因为供求定价的价格还不够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