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水被视为生命之源，同时也是廉洁的象征。在我国，水被赋予了诸多美德。水的清澈透明、无私滋养万物的特性，常被用来比喻人的廉洁品质；历史上的清廉官员，多被形容为清廉如水。
当然，水也潜藏着一定的危害。当它失去控制时可能引发洪灾，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治水需要科学规划、合理调度、严格管理。正如治贪需要法治、监管和道德约束一样，二者在本质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战国时期，魏国邺县连年水患，百姓苦不堪言。西门豹接任县令后，调查发现“河伯娶妻”是巫婆与当地官员为大肆敛财所搞的迷信活动，背后隐藏着贪腐问题。他将计就计，果断地惩治了巫婆和当地一众贪官污吏，并带领百姓疏浚河道、兴修水利。最终，邺县不仅解决了水患问题，还实现了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西门豹的故事不仅展示了其高超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更体现了他廉洁奉公、为民解忧的高尚品质。西门豹的智慧，在于看清了“水患”与“贪患”的因果关系：若贪官不除，治水的钱粮会被挪用，治水的工程会被敷衍，即便筑起堤坝，也不过是“豆腐渣工程”。既挡不住洪水，更挡不住民心的流失。他治贪的手段，既有“雷霆一击”的震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清除贪腐源头，又有“长效疏导”的远见——通过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从根本上铲除了贪官污吏借“水患”牟利的土壤。
将治水与治贪进行类比，可以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治水需要疏通河道、修建堤防、调节水量；治贪则需要完善法律、加强监管、严惩腐败。例如，在河道管理中，如果放任泥沙淤积，就会导致洪水泛滥；同样，在反腐败斗争中，如果纵容腐败行为、忽视监管责任，必将导致贪腐现象愈演愈烈。
追溯水与廉洁的历史，最早可触及中华文明的源头。《尚书》记载，大禹治水时“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这位治水英雄宁肯住着简陋的宫室，也要将全部精力投入河道疏通。其“克勤克俭、公而忘私”的品格，正是后世“廉吏”的精神原型。
这种精神在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孙叔敖身上得到延续。他倾家荡产修建水利工程，却对送礼者严词拒绝：“吾官爵已高，不敢以财货累身”。北宋包拯在端州知州任上，面对当地特产端砚的贿赂诱惑，以“不持一砚归”的决绝，将清廉治水推向新的高度。这些治水先贤用行动诠释：水利工程的根基不仅在技术，更在治水者的心性修养。
《管子》有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滋养生命，却也能因“壅塞”而成灾；正如权力滋养社稷，亦能因“贪腐”而溃堤。
古往今来，治水好比治贪的事例俯拾皆是。明代潘季驯治理黄河，提出“束水攻沙”的方略。核心是通过收紧河道、提高水流速度，将泥沙冲入大海，而非任由泥沙淤积河道。这与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治贪手段何其相似：当时的明代官场贪腐成风，地方官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负。张居正没有逐一查办贪官，而是推行税制改革，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折算成银两缴纳，既简化了税制，又堵住了官吏从中渔利的漏洞——正如潘季驯“束水”以“攻沙”，张居正“简化制度”以“治贪”，二者都是通过“优化机制”，让“贪腐”如泥沙般无处淤积。
清代林则徐治理水利，亦藏治贪智慧。他在江苏任上，发现苏州、松江一带的河道因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每逢雨季便泛滥成灾。而地方官却放任不管。林则徐亲自带人勘察河道，制定疏浚方案，同时严令“官吏不得从中克扣工银，豪强不得阻挠施工”，一旦发现贪腐行为，立即严惩不贷。他曾说：“治水若不能去贪，犹治病而不去根。”在林则徐看来，治水的款项，一分一厘都要用在刀刃上；而治贪的关键，在于“透明”。他将治水的工料、钱粮、工期全部公示于众，让百姓监督，这就像在河道旁设立“水位标尺”，让水流的动向、泥沙的淤积一目了然，贪官污吏自然无从下手。
江河奔涌，廉洁长存。当现代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回望历史长河中的治水智慧，我们获得的不仅是技术借鉴，更是对政治文明本质的深刻认知——唯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监督如水般无处不在，方能实现“江河安澜”与“政清人和”的双重愿景。这或许就是中华文明留给世界的永恒启示：最好的治水，是让每滴水都闪耀廉洁的光芒；最深的治贪，是让公权像清水般纯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