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良田
大家都知道，在农业里，灌溉系统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水源，保证农田能够得到足够水分，从而促进农作物生长。通过有效的水分供应，灌溉系统也有助于克服干旱、缺水或不规律降雨等自然条件对农作物产出的不利影响。只不过，在大众粗略认知里，西藏地处“世界屋脊”，人称“雪域高原”。《新唐书·吐蕃传》也记载：
“（西藏）多霆、电、风、雹、积雪……山谷常冰”。
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还会有农田存在呢？
从自然条件上看，西藏地区南有喜马拉雅山，中有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北有唐古拉山和昆仑山，它们的平均海拔都在5500米甚至6000米以上。夹在这些著名高山之间的西藏主体部分确是个广阔宽展的高原。由于海拔升高，气压降低，空气逐渐稀薄，能够吸收和保持热量的气体分子和尘埃随之减少，地面气温相对下降。这样一来，地势如此高耸的西藏，虽然纬度偏南，日照丰富，辐射强烈，气温却普遍偏低。譬如，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纬度与长江下游的南京相当，而前者年平均气温在0℃上下，南京则在16℃左右。两者相差悬殊。
由于海拔高、气温低，农作物在西藏种植范围受到严重限制。根据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计算，全藏各种类型的天然草场约占土地总面积的2/3以上。现在西藏东部海拔4300米以上的半湿润地区，西部和中部海拔4500米以上的干旱及半干旱地区，基本上都是牧区。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西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大斜面状，江河由西北流向东南，而温度、降水则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在东西绵延一千余千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年楚河）流域，其平均海拔相对较低（3500—4500米），而北面有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挡住更北方的寒风，南面虽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但东南面有一段较低山势，恰好能让暖湿的印度洋西南季风乘势吹入，成为一个气温相对较高的区域。这个狭长的区域，属温暖半干旱气候，也没有天然森林，只有零星的人工林地，畜牧业并不发达，种植业居绝对优势。当地宽阔河谷内的高河漫滩及较低阶地，因为坡度平缓，土层较厚，引水便利，往往能开垦成为耕地。就拿萨迦县所在的后藏（在地理上，拉萨、山南一带称为“前藏”，日喀则一带则为“后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日喀则（其藏文含义即为“水及土地肥美的庄园”）来说，当地雅鲁藏布江两岸及其支流年楚河、萨迦河平坦谷地最热月平均气温13—16℃，一年里不低于5℃的天数有150—220天，年降水量300—500毫米，耕地集中连片，且土层深厚，堪称整个日喀则市农业的精华所在。
萨迦县境内的冲曲河景观。冲曲河在萨迦寺北面分成三道支流，由一座三门水闸控制，三道支流通向三汪蓄水池，其间亦各有一水闸控制，这套灌溉系统的周围即水浇地。
当然，从全国范围看，即便是这样的农业条件仍然是相当恶劣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纬度接近长江中游（如武汉），可是与后者的7月平均气温相比，竟有10℃以上差距，只相当于中国最北端黑龙江省最北部的情况。即便是海拔相对较低、气温相对较高的拉萨，其最热季节（7—8月）平均温度也不过15℃左右，使得最早熟的玉米品种也难以在大田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种植耐寒、耐旱、适应复杂气候的高原作物。《旧唐书》说，吐蕃“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麦、褭豆、小麦、荞麦”，便是就此而言。
在这些作物里，大麦类的青稞对气候适应能力最强。不过，即便青稞是西藏最耐寒的谷物，它从抽穗到成熟阶段所需的最低生物学温度，一般认为不宜低于12—10℃，否则便不能保证比较稳定的收成，或者根本不能使籽粒成熟。而在青藏高原种植青稞的上限地带，这一相对的高温时期是7月中旬到8月下旬，这时平均气温如果低于10℃，就不能从事谷物生产。囿于这个限制，在喜马拉雅山南坡，青稞一般能种植到海拔3900米左右；在喜马拉雅山北坡、藏北高原湖盆和阿里地区，一般能种植到4300米左右，分布上限可达4750米；在昌都市北部和那曲市东部，一般能种植到3900米左右，分布上限则为4200米。另外，由于温度限制，西藏大多数耕地只能实现一年一熟。
正是在这种并不理想的环境里，西藏地区先民早已开始从事农耕经济。考古工作者不但在藏东卡若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了粟，接着又在昌果沟再度发现了古粟。拉萨曲贡遗址的孢粉中也见到目前尚难确定种属的禾本科植物存在的证据，“也许就是青稞麦之类”的谷物。而从历史记载看，藏文史籍《吐蕃王朝世系明鉴》则记载：
“吐蕃农业始于布袋巩夹王时期（松赞干布前24代，约相当于公元前二三百年）”“与木上筑孔作犁杖与轭木，二者相连，将轭缚于牛角之上，垦平原作田，自湖中引渠灌溉，种植庄稼。”这种牛耕方式即所谓的“二牛抬杠”，在西藏地区一直沿用到现代。
到吐蕃政权建立后，从松赞干布起非常重视农业，经过不懈的开发，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河谷地带成为吐蕃重要的农业区。为更好发展农业，吐蕃政权还专门设置“兴本”一职，专司负责农业生产。另外，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和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两次进藏和亲时，也携带大量种子、农具等，并有不少农业和手工匠役随行，将中原地区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西藏。吐蕃还派出许多子弟前往长安学习，进一步促进了西藏地区农业的发展。
遗泽后世
除了温度外，水资源也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在耕作过程中，合理利用水资源可以提高农田产量和作物质量。说起来，西藏是怒江、雅鲁藏布江及印度河等好几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素有“亚洲水塔”之称。整个西藏自治区地表水资源量达4394亿立方米，占全国河川径流量1/6，水资源总量、人均拥有量均居全国之首。从这些数据看，西藏水资源极为丰富，农田水源应该不成问题。只不过，西藏耕地用水主要来自降水、冰雪融化水和地下水，其水量季节分配不均。下半年径流量约占全年的 70—80%（其中7—9月份约占全年的55—65%），而上半年的径流量仅占全年的 20—30%。因此，除藏东南一角和喜马拉雅山南坡各地外，西藏高原农区的雨季大多开始于6月上旬或中旬，不论春播或冬播作物都需要进行灌溉。
西藏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
故此，西藏历代政权相当重视水利事业。早在吐蕃时期，据《拉达克王世系》记载，在松赞干布曾祖赤业颂赞时，藏地“牧业与农田合为一片，湖泊星列，沟渠相通。坡上的水蓄而为池，山间的水引出使用”。之后，据《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等资料记载：“将涧水引入池塘，然后引入水渠中”“使高地蓄水为池，低地引水下河”，开始采用蓄水灌溉和引河水种田，天旱时则灌，雨涝时则排。既搞“串联湖泊，引水广作沟渠以利灌溉”，又引“营坡地之水以作池，将山间泉水引导外出”使用。松赞干布时期的娘·墀桑扬顿（也作聂·赤桑羊敦）号称吐蕃“四贤臣”之一，他也曾经“将山上的居民全部迁到河谷平地，使农民在田地边盖房定居，开垦平地为良田并引水灌溉”。于是在河谷地带逐渐涌现出一个个繁荣的村镇。
各种类型的水利建设甚至在9世纪吐蕃政权崩溃后仍在一些地方延续。据《青史》记载：10世纪时，佛教高僧阿底峡在卫藏期间为了众生利益，建造了一座堤坝，后人称之为神尊坝。这是历史上有关西藏堤坝的最早记载。而拉萨城东的吉曲河沿岸也有一道叫觉卧若的河堤。相传，为避免大昭寺和拉萨城遭受水灾，宁玛派僧人娘·阿玛沃色（1136—1204）借“神力”将堤石赶到河边，始建该堤。而据成书于清乾隆初年的《西藏志·事迹》载，康熙六十年（1721），定西将军护国公策旺诺尔布在拉萨筑石堤，长约15千米，以遏制雅鲁藏布江的水势，称为“神堤”。乾隆时的大臣孙士毅在《百一山房赴藏诗集·神堤行》还说到此事：
“前藏旧有城郭，康熙中定西将军改筑石堤，内围布达拉，外遏恒河，约三十里，番民称为神堤，每岁正月增修之。”
另一方面，晚清时期，一位名叫陶思的测绘官员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底来到江孜（现属日喀则）。他也发现：“年楚河东西岸……平野夷旷，田亩纵横，土性黏固，空气干燥，故番农皆开渠引水以收灌溉之利。今年楚河东西岸均有长渠一道，各田庄又均有界沟，旱溉潦泄，有裨农功。”至于如今同属日喀则的拉孜托吉谿卡（今拉孜县西南托林、吉如谿卡合称）因为缺少河流，当地耕作“青稞、豌豆、小麦和油菜籽”等作物的用水引自南面桑珠谿卡的芒噶河，共修有三条水渠引水，又从西北雅鲁藏布江引水，有水渠一道，故除谿卡自营地外，其余人用水一律要付水费。
相比筑坝引水灌溉，开敞式引流蓄水池所用建筑材料较省，投资较少，同时也便于水源的汇集与分配，方便沿岸居民取水灌溉或雨季分洪泄洪，显然是一种较为经济的做法。大约在宋元时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萨迦县一带的先民，就鉴于当地年降雨量仅有150至300毫米，在十年当中，只有三四年雨水是充足的情况，克服了高海拔、高寒等困难，顺势而为，因地制宜，巧妙选择了冲曲河沿线建造蓄水池。冲曲河在萨迦寺北面分成三道支流，由一座三门水闸控制，三道支流通向三汪蓄水池，其间亦各有一水闸控制，这套灌溉系统的周围即水浇地。当代学者对此分析道：
“蓄水池大体为矩形，采用敞口形式，由引水渠、池体和出水管网等几部分组成。蓄水池外形依据不同地形条件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
西藏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俯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坝。
这种蓄水池实际上就是人工湖。与利用天然湖泊蓄水的做法各有利弊。譬如云南高原上的滇池，水源流连不断，可灌良田万顷。但流入滇池的盘龙江等6条河系，水多源于深山峡谷，每逢雨季，流水湍急，宣泄不畅，汇集一处，水灾又常常发生。同时，在枯水季节，又缺水灌溉，常常发生旱灾。清代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修浚海口六河疏》中就说：
“斯不能受山水之利，而徒以增其害也，故筹水利莫急于滇，而筹滇之水利莫急于滇池。”
萨迦的蓄水池灌溉系统由两名专任官员负责，称作“措本”。这两位措本类似如今的“河湖长”。两人协同工作。他们要经常巡视该灌溉系统，保持水源清洁（小孩甚至不许在渠内洗澡），清理碎片，看何处需要修补；听取意见，作出何处应灌溉的最后决定。蓄水池开闸时，用水户会派一名代表等在各户小水闸前打开通往自家小水渠的石板或木门。这些代表即称为“水女”，类似今天的巡河员。
直到今天，萨迦县的灌溉系统仍在沿用古代工程形式和管理方式。据保守估计，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仍然在使用的蓄水池还有400多座，惠及人口超30万人，约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1/10，可谓遗泽后世多矣。
包括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在内的水利工程，促进了西藏地区农业的发展与兴旺。密勒日巴（1052—1135）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一代宗师，他的父亲说过：
“在坝上有以‘俄玛三角地’为主的、足以使穷人眼红的一些肥沃土地；楼下畜棚中有牛、羊、驴等牲畜；楼上房屋里有金、银、铜、铁、玉石等财产以及绫罗衣物和粮库。”
他家中有粮库，自然说明粮食囤积不少。而《朗氏家族史》里也谈到绛曲坚赞与高僧侍者、善知识和俗官间买卖“糌粑和青稞”之事。大量的粮食买卖，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粮食产量相当之高。
西藏日喀则的高原青稞。
萨迦传奇
而这一蓄水灌溉系统的价值还不止于此。
历史上，吐蕃王朝的瓦解使西藏地区再次走向分裂，出现大小不同的地方割据势力。10世纪后期，佛教再度兴起，寺庙林立，僧人日渐增多，宗教势力遍及西藏。藏传佛教集团又与各地封建领主互相利用相互支持，有些寺庙主在当地封建势力首领扶持下，拥有大量庄园和牧场，逐渐转变为寺庙封建农奴主。
北宋熙宁六年（1073），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昆·贡却杰布发现本波山南侧的山坡上，土呈白色，带有光泽，呈现瑞相，即出资兴建寺院。因该寺建在灰土山旁，藏语称“灰白土”为“萨迦”，后来成为地名、寺名，遂而演化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萨迦派。在分裂割据的背景下，以萨迦寺为中心的萨迦派僧俗上层，不事生产，他们的生活完全依靠附近一带农奴劳作供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耕地就不会有萨迦寺，而没有水利的发展也就不会有萨迦派的崛起。
萨迦南寺远景。该寺是至元五年（1268），八思巴委托属下“萨迦本钦”释迦桑布主持兴建的。后来，南寺经过多次扩建及修缮，形成了规模宏伟的建筑群。
到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漠北。成吉思汗去世后（1227），窝阔台汗将原来西夏的辖区以及甘青部分藏区划归自己儿子阔端的封地。阔端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设治所。他一方面致力于经营西夏旧地和甘青藏区，另一方面也下决心将西藏地区统一在蒙古汗国的治理之下。1240年，阔端派一支蒙古军从青海进入藏北，焚毁了噶当派主寺热振寺，并一直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然后回师。
这次军事行动兼有侦察与示威性质，却已震动全藏。大小地方势力集团看到蒙古军队势不可挡，纷纷向蒙古人表示归顺，寻求保护。1244年，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噶坚赞率领侄子八思巴启程赴凉州，1247年在凉州同阔端会面，并致信说服西藏各教派高僧及贵族接受蒙古对西藏的条件，即西藏地区的僧俗官员和百姓属民都要承认自己是蒙古汗的臣民；各地僧俗官员百姓等行政方面的事务，须由蒙古指派的官员来管理；有关宗教和寺庙僧众的事务，由蒙古委托萨迦派首领管理。这实际上就是将西藏地区纳入蒙古汗国（即后来的元朝）版图，而萨迦派则成为蒙古汗国统治西藏地区的代理人。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更是封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帝师”，并赐玉印，任宣政院使以“统天下释教”（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协助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八思巴遵奉忽必烈之嘱，在西藏协助元政府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至元五年（1268）在萨迦正式建立隶属于宣政院的地方行政系统，八思巴成为隶属大一统王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
忽必烈统治时期，还命令八思巴按照元朝制度，在藏地划分万户，调整和确定各万户的辖地和属民，从而使各万户成为地域性的行政组织。当时一共划分了13个万户。萨迦派一方面代表元朝管理所有的万户，另一方面本身也是一个万户（萨迦万户）。需要说明的是，“万户”是行政机构的名称，并不意味着真的管辖一万户居民。当时的藏地13万户实辖不足4万户，每个万户实际管辖户数的多少并不相同，最少的有几百户，最多的也不超过4000户。这也说明，这13个万户主要依据各教派和其他地方势力的占地范围和属民分布来划分的。主持万户者即是这一地方实力集团的领袖，称为万户长。
实际上，当时的萨迦万户等同于藏区的首府。政治地位的提升也使得大规模兴修水利成为可能。宋末元初，萨迦蓄水灌溉的技术主要覆盖了以萨迦寺为中心的今萨迦县、拉孜县等区域。萨迦派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把大小庄园分封给下属贵族经营，直接经营庄园的贵族又把土地、牧场租赁给农奴耕种、司牧，通过收租形式将粮食、畜产品等绝大部分劳动产品征缴进寺院库仓。寺院也有一批人专门经商，以增加寺院收入，壮大经济。
玉印，元，现藏西藏萨迦寺，为元代帝室赏赐萨迦地方政权的印章。
加上萨迦派与元廷关系紧密，从八思巴受封帝师到元朝灭亡的一百年中，元朝共有8位皇帝，每位皇帝都封有帝师，先后有14名萨迦派僧人出任帝师，因此萨迦派还源源不断得到元朝中央政府的各种赏赐。譬如至元七年（1270）时，八思巴为忽必烈授“灌顶”，所奉献大供养为白银大锭、绸缎，此外，还有每次见面时所送的礼品及哈达、银币等。皇帝临时奉献的礼品据说总计有黄金100多锭、白银1000锭、绸缎4万多匹。
正是在雄厚经济实力支撑下，萨迦寺规模日益宏大。该寺建在仲曲河两岸，分别称为“萨迦南寺”“萨迦北寺”。萨迦南寺就是八思巴委托属下“萨迦本钦”（萨迦政权的官职名称）释迦桑布主持于至元五年（1268）开始兴建的。后来，南寺经过多次扩建及修缮，形成了规模宏伟的建筑群，平面呈方形，有高墙环绕，总占地面积14760平方米。萨迦南寺城墙内最早的建筑为拉康钦莫（大佛殿）。
元朝灭亡（1368）后，萨迦派失去中央政权支持，势力转衰，陆续失去不少庄园土地。到近代，其势力范围就只剩下萨迦寺周围地区，除了仅从二三十个庄园收取地租等外，还要对拉萨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承担各种差役。
尽管如此，古老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并未废弃，仍在默默地为当地农业生产作贡献，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