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文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过去三年，中国经济波动较大。未来三年，进入“十四五”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还必须在农村农业领域做文章。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潜力的地方还是在农村，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这是一个基本国情。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只有63%多一点，若按户籍人口计算，还不到这个数字。
近年来，中国农村城镇化进展显著。但仍有近3亿农民进城之后，成为所谓的“新市民”，并未落地生根。他们面临“三座大山”或“三大难题”：一是没钱买房子，即“购房难”；二是老人看不起病，即“看病难”；三是孩子上不起学，即“上学难”。现在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2万美元，但是未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还有赖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者说释放消费潜力，关键还在于提升3亿“新市民”的收入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仍有近6亿农民，其中2亿人直接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浃背地辛勤劳作。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快来临，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将面临严峻挑战。从深挖内需增长潜力的角度看，特别是从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都有必要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换言之，就是继续促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加快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通过引入先进生产要素，盘活农村土地和自然资源，调整二元经济结构，弥合城乡之间的发展鸿沟。
中国城市产业发展趋于饱和，资本和人才也已过剩。长期实行城乡土地分离制度，阻碍了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形成。可以说，中心城市高房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土地成本推动形成的。城市土地供给不足，而城市资本又找不到出路，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过去多年，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将部分过剩产能输出到海外，现在这一块空间很有限了。城市人才过剩，而农村人才被虹吸到城市，形成单向流动，造成中国农村的“空心化”。
要彻底解决中国的“二元经济”问题，就必须建立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机制，即引导资本下乡、知识下乡、人才下乡，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当然，知识下乡、人才下乡不能简单理解为“上山下乡”，那是一种落后方式。现在要通过市场机制，让先进生产要素自觉流向农村，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随着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或者说随着农民转化成为新型市民，必然拉动消费和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农民变成市民后，随着收入增加，吃的用的穿的消费结构都将升级，同时分散的农民转化为集中生活的市民，城市地下管网和社区生活服务等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将会上升。
新的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扩大内需作为首要任务。显然，扩大内需离不开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将收入分配的哑铃型结构，转换成为橄榄型结构。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只有4亿人，太少了。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未来若干年内，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关键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增加农民收入，传统做法靠政策补贴，这是不可持续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逐步建立现代化国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我想起1970年代周恩来总理讲过的话：到本世纪末，中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农业现代化；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于机械化。近年来，智能化大型农机装备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已经使得中国农业农村发生了深刻变革。未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议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
第一，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升农村土地价值。通过培育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推动土地集约化经营，盘活农村存量资源。中国土地制度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私人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但是，土地用益物权可以流动，相关政策也允许通过建立市场化机制，促进城乡土地流动。但是，又担心粮食安全，还有18亿亩耕地红线问题，所以大家很纠结。前些年，有地方政府做过探索，比如重庆市曾实行土地票据化交易，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全国并没有推广开来。我认为，通过这种市场化运作，可以盘活存量，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大家不用担心耕地减少，反而因此增加。为什么？因为土地兼并会体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特点，就是资本、技术和土地的有机结合，将有利于打破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因此，第二点，就是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生产力，一个是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就是加快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和大型农机装备的应用。在华北平原等北方地区，条件相对好一点。我看到很多大型拖拉机、无人机，智能化的技术手段，已在发挥作用。南方山区丘陵地带，可能受制于客观条件，但也要因地制宜。规模化地使用土地，中间沟沟坎坎少了，其实可以扩大土地使用面积，加上技术和资本投入，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也有助于农业产业链延长。实际上，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农业非常发达，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看起来很少，不到300万人，只占全部人口不到1%，但从事农业技术和相关服务的人却很多，占到整体就业人数的30%。
广义农业，涉及从田间到餐桌，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现在提出食品安全、产业链安全，还有先进技术应用，都体现了农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在目前中国农村，多数情况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必须打破小农经济组织形式，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多层次的技工贸、产供销一体化的市场主体。这些新型组织形式，从生产关系层面看，不能简单理解为恢复传统的供销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是历史倒退，是一条死路。未来中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一定会大大减少。现在仍有2亿农民干农活，显然不合适。50后、60后乃至70后，迟早会自然退出市场。不久的将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市场将面临严峻的新老交替、青黄不接的问题。14亿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必须加快先进农业技术应用和大型农机装备使用，前提就是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提升国民素质，特别是农民素质。在中国，并不存在农民退休的说法，其实农民也应该有退休金，还有医疗保险。要加快建立广覆盖、充分体现公平的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之间，东西之间，差异非常大，需要中央政府有更大的作为。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太大，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中国人一出生，就被分为三六九等，这是不合时宜的。另外，就是提升国民素质，改善乡村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过去几十年，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取得长足进展，但效果不尽人意。现在还有“希望工程”，说明政府该做的事，并没有做好。数字化时代正在来临，全球产业链竞争和中美战略博弈将会加剧。未来推行12年义务教育是必要的，应该提到议事日程。在中国很多地方，近50%的初中毕业生过早分流，不能上高中，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严重违背了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不仅是正规化教育，也包括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等方面，政府都要加大投入。最近几年，中国在研发投入上有所增加，但是长期以来，教育投入占GDP比重还是偏低的。
第四，通过金融创新，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支持。首先，要依托现有金融服务体系，丰富乡镇振兴的金融产品。一个就是小额信用贷款。农业脱贫致富，通常是小打小闹，没有抵押和担保。应该扩大小额信用贷款规模，加大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二是创新产业贷款模式，促进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农业、深度加工农业，还有农业服务体系发展，通过资金支持，带动产业发展。三是拓宽农村信贷抵押品和质押品范围。传统抵押品看得见摸得着，建议包括农村土地用益物权和房屋抵押。还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保险服务，农业发展风险日益增多，风险管理服务要跟上，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避险功能，尤其是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企业，金融机构要帮助他们规避风险。过去的一年，全球粮食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对于中间商，包括生产经营厂商，都有很大冲击。金融机构应该改善相关金融服务。五是加大资本市场对三农发展的支持，特别是通过证券化手段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比如发行以地产未来收益作为支撑的证券化产品，即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现在REITs基金，方兴未艾，但还不成规模。还有通过资本手段，鼓励农业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收购兼并，发展现代大农业。
第五，加快健康养老产业发展。随着老龄化社会来临，健康养老产业和城乡融合发展，迎来了机会窗口。在很多中心城市，人满为患，大城市病不堪重负。把一些人疏散到郊区，山清水秀，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健康养老产业，是一个很好的抓手。比如在北京市，很多普通老百姓拥有一套两居室房子，若在二环以里，他们很可能是千万富翁。但是长期宅在家里，空气不好，噪音很大，还不如创造机会，让他们到乡村养老。他们将北京房子卖掉，得到1000万元现金，到农村依山傍水，花200万元建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因此拉动当地经济；结余800万元，还可以游山玩水，享受自然美景，提升晚年生活品质，其实这是一个多赢策略，但受制于体制机制，“小产权”始终是无法逾越的一道坎。
第六，加大县域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有2000多个县，县作为一级政府，是中国特色。但是，它的文化教育、医疗、体育、娱乐等公共设施投入长期严重不足。中央政府应该扩大转移支付，加大这方面的民生投入，提升县域经济的凝聚力，让四五线城市活跃起来，改善县城居民生活品质，同时辐射周边乡村，带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七，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过去多年，受益于村村通公路，还有农村4G、5G技术应用，很多电商下乡，盘活了地方潜在资源。现在大家习惯于手机下单，送货上门。通过高效物流配送体系，可及时品尝来自全国偏远地区的土特产。这其实是双赢，城乡之间的这种信息、资金、商品流动，通过电子商务，挖掘市场需求空间，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一些偏远地区的奇珍异宝和土特产的价值，借力数字经济平台得以实现。供求之间对接，实现规模化生产经营，也派生出了很多就业和产业发展机会。
最后，就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东西南北中，发展并不平衡。但是，整体经济发展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倾斜，未来这一趋势还会延续。其实，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挖掘其潜在价值，同时整体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总而言之，未来几十年，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关键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多管齐下，形成合力，进而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