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说水系列报道之二：破解“水不衡”难题

　　走进石津灌区冀州官道李片区，一条条新修的U型渠道纵横交织，渠水欢畅地流向绿油油的麦田。

　　5月9日上午，冀州区门家庄乡东堤北村村民刘进长正在浇地。“瞧，这水在麦畦里流得多快！俺这4亩麦子，过去用机井，半天都浇不完；现在用上了渠水，不到俩钟头就能完活儿！”

　　“这就是地上水替代地下水的成效。”官道李渠道管理所所长马红九说，“从去年秋天起，我们片区封了所有机井，改用渠水浇地，既解了农民难题，又治了地下水超采！”

治理地下水超采已成当务之急
 

　　“就近些年衡水地下水状况来说，治理超采成了全市水务工作的头等大事。”市水务局局长张彦军说，“一方面，衡水是严重的资源型缺水城市，人均占有量只有全省人均水平的48%、全国人均水平的6.7%，长期严重超采地下水，形成了覆盖衡水全境的复合型漏斗；另一方面，农作物是‘吃水大户’，作为国家重要粮食产区，每年衡水调出小麦20亿斤左右，相当于又调走了四五亿立方米淡水！”

　　说起地下水超采，市水务局高级工程师车连常一脸凝重：“主要危害有三：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机井出水效率持续下降，地面持续沉降。地下水超采，不治理行吗？”

　　自2003年开始，我市探索推行了叫响全国的“咸淡混浇”灌溉模式、“一提一补”农业水价机制，实施了低压输水管道、渠道防渗工程、小白龙灌溉等“小农水”重点建设项目，减少深层地下水开采工作逐步推开。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地下水超采治理问题——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开展华北地下水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要求强化地下水保护与超采区治理，逐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2014年4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来衡水考察，对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2014年10月，河北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现场观摩调度会暨国家部级联席会在衡水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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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张彦军激动地说，“这一系列大事儿，加上当年年初衡水被国家确定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对我市超采治理工作影响深远。”

　　我市按照上级精神和领导要求，加强顶层设计，邀请全国、全省知名专家根据衡水实际制订治水方略，加大了地下水超采治理力度。
 

“四替代”“五举措”治水方略全面推开
 

　　“我市的治水方略，来源于多年的实践探索。”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士坤告诉记者，“这就是以治理地下水超采为目的的‘四替代’‘五举措’。”

　　杨士坤副市长所说的“四替代”“五举措”就是：地表水替代地下水、外来水替代本地水、浅层水替代深层水、低耗水作物替代高耗水作物四个“替代”和“节”“引”“蓄”“调”“管”五项措施。

　　明确了“四替代”思路，我市“节”“引”“蓄”“调”“管”五措并举，地下水超采治理成绩喜人——

　　“节”，就是“节水”。把节水放到优先位置，提高水利用效率，发展节水灌溉和农艺节水技术，实现了从渠首到田间节水“一条龙”。如今，在衡水大地，喷灌如天女散花，滴灌似无声细雨，滋润着干渴的土地；“一提一补”农业水价改革，撬动试点村节水率达21%，每亩年节水量可达40立方米。

　　“引”就是“引水”。把外流域调水作为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最大限度引用外来水。去年，我市从南水北调中线、黄河、卫运河和岳城、岗南、黄壁庄等水库引水6亿多立方米，农民尝到了地表水灌溉水量大、浇水时间短、作物长势好的甜头。

　　“蓄”就是“蓄水”。以构建“平时储水、用时供水、涝时排畅、城乡一体、循环贯通”水网体系为目标，下大力建设调蓄工程，蓄水能力明显提高。目前，我市共整治蓄水坑塘438座，蓄水能力达到6297.5万立方米；河渠坑塘实现年蓄水2至3次，蓄水后新增水面21平方公里，相当于新增了半个衡水湖东湖面积。

　　“调”就是“调结构”。调整种植结构，改变种植模式，实施冬小麦春灌节水稳产配套技术项目535万亩次、小麦保护性耕作节水技术项目35.3万亩。至今，累计压减高耗水小麦种植面积226万亩次，累计还林还湿21.4万亩。

　　“管”就是“管理”。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顺利完成水资源税试点和农业水资源税纳税人认定工作；落实农业水价“一提一补”改革面积315.68万亩，累计收取水费2529万元；顺利完成水权制度建设任务，完成生活、农业、工业和生态水资源使用权分配，确权水量12.99亿立方米；水利工程运行管护得到加强，发放小型水利工程“两证一书”4万余本；安装取水计量设施2万余套，布设地下水动态监测井254眼，基本建成水资源监测信息系统。
 

建立超采治理机制确保治水方略落实到位
 

　　“推动地下水超采治理方略的实施，必须建立科学的机制。”张彦军介绍，“为确保治理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康绍忠担任顾问，并与中国农业大学建立了市校合作关系。按照‘先建体制，后建工程’的理念，我市委托水利部水规总院编制了总体方案，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制订了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年度实施方案。各县市区结合实际，探索建立了适合本地特点的超采治理机制。”

　　在水权确权登记方面，各县市区编制完成了《水资源使用分配方案》，明确了可分配水量，开展了水权分配，将生活、非农生产、生态环境用水，以取水许可的形式确定各取用水户的水权；农业用水按照耕地面积确定各用水户的水权，按地定水、水随地走、分水到户，全市农业用水户水权证发放率达100%。

　　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方面，石津灌区实行“斗口计量、计时到户、按时收费”的农业水价模式；井灌区推行“确水到田、水随田走、按方收费、凭地补钱、节奖超罚”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全市各县市区均采用“一提一补”农业水价改革模式，节奖超罚，操作简便易行，降低了农户水费负担。

　　在工程建设运行管护方面，枣强县、故城县、景县、滨湖新区探索实行“建管一体化”模式，推进井灌区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对压采项目区的177条中小河流及其堤防、27724个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以及116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发放了“两证一书”；建立了“政府补贴+市场运作”长效运维机制，把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与引进社会资本结合起来，为政府牵手市场闯出了新路。

　　在基层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我市建设完善乡镇水利站54个，建成农村用水合作组织637个，在规范用水秩序、节约用水、水价改革、保障工程维护和良性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确保机制顺利运行，各县市区都成立了政府“一把手”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织项目实施，层层分解任务、传导压力。

　　枣强县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尹东哲感慨地说：“关停自备井、引用外来水、建坑塘蓄水……各项指标都有任务，都有压力。但水资源形势的严峻性，要求我们必须变压力为动力，坚持不懈地干好地下水超采治理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国家水利部在推介衡水经验时指出：“衡”字可以组成多个词汇，但是组成“平衡”“均衡”，做到“采补平衡”“均衡发展”，是衡水在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时空失衡的状况下，一种值得借鉴的有益探索。

　　破解“水不衡”难题，就是解决衡水人的生存问题，就是解决衡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破解“水不衡”难题，衡水正跃马扬鞭、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