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到企业，都必须正视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这两大现实，并制订出相应的区域、产业与企业发展战略
为“水权”而战
水战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水的性质是什么？用水是一种全人类可以共享的基本人权，还是像煤、石油一样是一种可定价的商品？而谁又拥有处置水资源的权利？
2010年4月5日，首届湄公河委员会峰会在泰国闭幕。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四国政府首脑出席本次峰会，中国与缅甸作为对话伙伴与会。在会上，中国向各方提供大量水文数据，缓解了近期受到的外部指责—泰、柬、老、越、缅五国舆论认为中国在澜沧江建设大坝，加剧了下游国家旱情。
对话与解释更多的是政治姿态，并不能立时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正如业内人士所言：该区域各国虽有多年的对话合作史，但跨国界的水管理机制仍在摸索，水资源短缺引发的矛盾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在世界范围内，因争夺水资源引起的冲突，湄公河甚至算不上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全世界至少有214条河流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其间充满了现实和潜在的冲突：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为约旦河打得不可开交，多次爆发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争夺印度河；印度和孟加拉国在争夺恒河；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在争夺幼发拉底河；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在争夺尼罗河，等等。据《联合国水资源开发报告》统计，在过去50年中，由水引发的冲突共507起，其中37起是跨国境的暴力纷争，21起演变为军事冲突。
“水战争”，上升为暴力乃至武装冲突，是极端情况，在大部分时候，它表现为一场桌面上下的争夺。
水战争，源于两个根本原因—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
尽管地球表面70%由水构成，但其中真正能为人类所用的不足千分之七。但仅20世纪，地球上的人口就增加了3倍，用水量增加了6倍。而到本世纪中叶，全球人口会再增加30亿，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用水短缺的国家。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中国正在掀起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用水缺口每年都在加大。
污染则进一步恶化了短缺问题。水污染与水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缺水导致污染物难以被稀释，污染又极大地恶化了缺水问题。人们每多用一吨水，就意味着至少多排放0.7吨的污水，而这些污水会污染几十倍于自身的净水，而且治理费用高昂。
“水战争”的形态
“水战争”主要体现在国际、国内两条战线，四种不同的战争形态。
国际层面，分为“有形战”和“无形战”。有形战出现在处于同一流域、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国与国之间，典型如此次湄公河流域纷争。同样，中国与邻近的印度、俄罗斯也因水资源时有摩擦。几个月前，印度媒体撰文指出：中国北方的持续干旱将迫使中国调用由西藏流经印度的水，中印很可能在2020年为争夺水资源爆发战争。而2005年11月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曾一度让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
有形战虽然日趋激烈，尚非心腹之患，真正可怕的是无形战—粮食战争。
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农业用水占到世界用水总量的3/4，工业用水不及1/5，而生活和城市用水仅占1/10。除非是跨境流域，大部分情况下，水资源的管理和分配都是一国之内的事情，但现在，通过国际粮食贸易，水战争正在世界粮食市场上演。
进口谷物是最有效的获得国际水资源的方式，1000吨水才能产出1吨谷物，因此很多国家政府暗地里在利用谷物进口来平衡各自的水账。举个例子，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用水70亿立方米的谷类，而自身种植需要160亿立方米，通过贸易就能“节水”90亿立方米。
中国的地下水资源正在耗尽，找水已经找到了300米以下的蓄水地层—该地层的水资源无法再生。含水地层的欠缺会导致谷物歉收，进而引起食物短缺及粮价高涨，最终将水问题迅速转变成饥荒问题。
印度早在5年前就由小麦(2307,5.00,0.22%)出口国变成了小麦进口国。2009年8月，印度粮食产量受大旱影响出现大幅度下降，政府无奈之下决定加大粮食进口，但由于担心国际投机客借机哄抬粮食价格，在对外公布采购时间表时十分慎重。迄今为止，中印还算不上在大量进口粮食，但用水消耗量和可承受的水供应量之间的缺口每年都在加大。
国家间的“水战争”早已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国内的“水战争”除了在性质上与之有所区别外，在基本表现形式上则大致无二。因为南北地理气候的不同特点，“水战争”在中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北方由于水资源匮乏，水战争表现为激烈的护水和夺水行动。最极端的案例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对漳河水资源的争夺。2009年12月，河北涉县沿岸16万人联名上书至当地政府，质疑山西方面以建电站为名修建下交漳水库，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制止该行动。否则，大量径流量将被拦截在山西省境内，位于清漳河下游的涉县40万人的“命脉”将被斩断。
历史上，三省在这一带爆发过多次冲突，甚至出现过建国以来最大的炸毁水利工程事件。1992年8月22日，在数十次刨损炸毁支渠之后，涉县白芟村几十位村民趁着夜色，背负着数千斤炸药，炸毁了河南林县人民在太行山腰上的悬崖峭壁上凿成的长达1500公里的伟大工程—“人造天河”红旗渠，致使40万人生活断水，震动中央。
这是争夺漳河水源最极端激烈的表现形式。由于事件特殊、背景复杂，最终不了了之，竟无一人受责。尽管后来中央设立了由水利部直辖的漳河上游管理局，但漳河两岸的水事纠纷仍时有爆发。
南方水资源丰富，水战争表现为另一种形式—水电产业与农业、航运业等其它产业以及环保事业的争夺。换句话说，北方缺水尚可称天灾，南方缺水则基本是人祸。
中国大量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从上游到下游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是开发水电最理想的场所。在能源短缺的大背景下，中国于2000年放开了水电投资，允许大型电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电站，就此掀起一轮西南水电开发狂潮。
短短几年间，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等大河干支流被开发殆尽，一条河上设立十多级水电站是常有的事。风潮同时向东部波及，浙江、福建、安徽等地的小水电开发计划也纷纷上马。一时之间，中国几乎无河无电站，无江不开发，而且梯级开发的密度惊人，前一个电站的回水位，就在下一个电站的坝址下；水刚刚从上一个电站流出，马上就被蓄为下一级电站的水头。
这种过度开发不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重大影响，还引发了周边的高耗能产业恶性膨胀。“换言之，就是发展出一种‘面多了掺水，水多了加面’的‘水电+高耗能产业’模式。”《中国水危机》作者、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中国企业家》。
根据《中国企业家》记者的调查以及业内人士的解释，目前西南新开发的梯级水电站几乎都未兼顾灌溉和航运功能，其后果，正所谓“一业兴，百业衰”。
“水战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则是‘上游心理’作怪—大家都挖空心思要把水留在本地。”马军认为。
突破口：“水权”管理
水战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水的性质是什么？用水是一种全人类可以共享的基本人权，还是像煤、石油一样是一种可定价的商品？而谁又拥有处置水资源的权利？
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不过，承认水资源具有双重性，在保证民众基本用水权利的同时，重视水的商品属性，已经成为学界主流观点。
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确可以促进各种资源的有效使用，但前提是产权必须明确，而水资源恰恰是产权难以明晰的公共财产资源。在水资源可以自由、无限获取的情况下，人们对它的提取量总是高于合理范围，这是“水战争”爆发的根源。因此，在上一级政府层面，加强流域观念，实现水环境和水生态在流域内的统一管理以及水资源的统一调度是必要的，它能从一定程度上应对以邻为壑和“上游心理”。但仅有政府之手是不够的，没有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广泛、深度参与，不从外部引入监督制衡力量，流域统一管理甚至会进一步加剧不公平、不合理。
所以，从水的商品属性出发，建立一个产权明晰、价格公平的水权水价机制是根本性的途径。
“公众是权力寻租无法突破的障碍。我们需要将公共决策过程打开，让各个利益群体都获得知情参与的机会，让公众在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过程中寻找到发展和保护的艰难平衡。”马军认为，公众可以为水资源保护提供动力，因为他们是环境和资源破坏的受害者，他们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严重损害的发展道路。
在公众深度参与的基础上，才能去谈水的商品属性，真正解决水战争的一个核心问题—水价。中国节水潜力巨大，但水价格过低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城乡两元的服务体系更是成百倍地放大了这一问题。当下，水资源的价格几乎从不在供需关系上呈现，城市居民所付的水价只反映出水管造价、送水费用以及污水处理的价格。农村缺水，而城市浪费，正如当下旱区云南所表现的那样。低廉的水价在事实上造成了富人对水资源的大肆浪费，但政府想要提高水价又面对着公众抵制的沉重压力。
“中国有句老话，不患寡，患不公。公众并不是一味的反对涨价，人们对水价反应敏感，甚至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根本原因在于成本不透明，对服务和成本的约束机制不满意。”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
事实上，改变中国目前自上而下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代之以建立在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的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让水资源的管理权真正体现依赖它生存的公众的利益和意志，或许才是解决中国水危机、消弭水战争的最终途径。
